如果建国初期采纳梁思成的“梁陈方案”北京古建筑会被保护吗？

  

  随着北京副中心的建立，尤其是北京市级行政部门陆续搬入通州区，使曾经梁思成与陈占祥对北京城市发展规划所提出的“梁陈方案”再次被广泛热议。很多人认为，北京今天交通如此拥堵，尤其是大量古建筑因为老城区的建设而遭到拆毁，主要是因为当年没有采纳“梁陈方案”造成的。

  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当年的“梁陈方案”到底是啥样子，又为什么没有被完全采纳呢？

  所谓的“梁陈方案”，就是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在1950年2月份提出来的关于北京城的一个发展规划。其核心主张有两点：一是主张完整地保留古北京城所有的房屋建筑，不同意在古北京城内新建楼房和工厂；二是在公主坟以东和月坛以西的区域内，建立一个专门的新行政中心区。

  有很多网友以为“梁陈方案”提出的是在北京西郊建立一个功能完整的全新城区，这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梁思成他们当时仅是提出要在西郊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行政中心，而不是新城区。因为北京西郊在建国前，原本就有一个早已开工建设，但是尚未建成的新市区！

  另外，网友们还以为是梁思成他们最早提出了北京城的功能分区问题，其实这也不是事实。

  日本占领北京期间，就已经对北京城进行了规划：1939-1943年间，日本在北京东郊建设了2.7平方公里的“东郊工业区”；在北京西郊征用了14.7平方公里的一期用地，来建设“西郊新市区”，主要用来安置日本侨民和作为新行政中心使用；对于北京古城区，则保留为文化和旅游观光区。

  通过以上建设就可以看出来，日本对北京的规划建设已经进行了功能分区，并且对北京城功能的地位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注意：不是经济中心）。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北京的规划和功能定位，基本延续了日本的规划与设想。所以当1949年5月8日，新政权在北京召开“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时，华南圭、梁思成等专家对北京城未来的规划与功能定位也基本延续了过去的方案！而新政权的态度也是将来把中央有关部门放在“西郊新市区”，北京市行政部门仍放在古城区。也就是说，新政权与梁思成等专家对行政中心放在哪里的构想，在建国前并没有根本性分歧。

  事情的转折是发生在1949年11月，因为1949年9月份，苏联市政专家团来到了北京。

  对于北京城未来的规划，苏联专家团当然是权威，但是苏联专家并没有武断地马上提出建议，而是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

  苏联专家团首先对北京的内城、外城、郊区，整整看了一个星期。然后各专家分头详细考察了北京的建筑、河湖水系、下水道和路面道路。在此过程中，苏联专家对北京古城的建设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提出应该要好好保护这个古城。然后1949年11月份，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对北京城的规划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梁思成发现巴兰尼科夫的一些主张，与他们原来的设想有出入，于是就与陈占祥共同署名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

  其实“梁陈方案”在北京发展工业、城市进行功能分区、新建筑体现民族特色、应该保护古建筑等方面，与苏联专家并没有本质性分歧，双方真正的分歧点在于新行政中心放在哪里的问题。

  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主张将新行政中心放在北京古城区以广场为中心的长安街两侧，而“梁陈方案”此时提出了不同于5月8日座谈会的新方案，主张在“西郊新市区”和古城区之间，即公主坟与月坛之间，建立一个全新的行政中心。

  如果要在古城区建立新行政中心，那么势必要进行改扩建，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一些古建筑及其周边与古建筑相和谐的环境势必都会遭到破坏。“梁陈方案”因为是在古城区西郊建立新行政区，那么古城区的一切古建筑就会得到保护。

  梁陈所规划的西郊新行政区，仅办公区域就要比古城区的皇城还要大，也就是至少在7平方公里以上；配套的居住区，又是办公区域的三倍大，也就是至少在21平方公里以上。仅这两项相加，就达到了30平方公里左右。

  1949年北京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8亿元，国民收入仅为1.9亿元。而此时北京失业和半失业人口超过30万人，约占就业年龄人口的40%，所以北京市当时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全力发展工业来提供就业，否则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另外，在1950-1953年，我们还进行了抗美援朝，这给国家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压力。

  “梁陈方案”既不用古城区，又抛弃已经有一定建设基础的“西郊新市区”，而在两者之间新建一个全新的行政区，其造价成本将会非常昂贵。因为新行政区的房屋、街道、公园、绿化、下水道、电网、自来水等等基础设施全都需要新建。

  除了财力不足之外，就是当时的建筑工程师力量和建筑工人力量，也都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行政中心建设。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等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并不是没有引起新政权的重视。比如北京古城墙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北京的交通和城市发展，有专家提出来要拆掉古城墙，但是北京市对此长期持谨慎态度，很久内都未对古城墙实施大规模拆除。

  “梁陈方案”上报以后，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重视，于是他就排工作人员专门调查了北京的古建筑情况。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来看，北京城的古建筑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概相当于现在北京内一环区域内的古建筑，包括故宫、恭王府、庆王府、白塔寺、广济寺、帝王庙等在内，是北京古建筑的精华，大约占古北京城30%的建筑面积；第二类是城内主要大街两侧的房子，整体还算比较好，大约也占30%的建筑面积；第三类是内外城四边的房屋，建筑街区混乱，建筑质量差，且多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大约占40%的建筑面积。

  通过实地调查结果可知，第一类古建筑必须要予以保留，第二类古建筑可以保留，第三类建筑则绝对没保留的必要了。也就是说，当时北京城至少有40%以上的古建筑不值得保留，那么梁思成想完整保留北京古城风貌的想法有些矫枉过正。

  新中国刚成立之时，国内局势尚不稳定，尤其还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很快发生的抗美援朝之中，毛主席认识到一个问题，北京的新建设一定要采用“天女散花”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集中在一起，否则很容易遭到敌对势力的轰炸而被“一锅端”！

  总之，“梁陈方案”固然看起来比较美好，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距离，甚至有时还会有巨大的鸿沟难以逾越。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国家建设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环境的制约而展开。

  “梁陈方案”虽然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从1953年开始，“四部一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些占地面积大的机关和其他一系列部级机关，陆续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成，只是规模比“梁陈方案”小得多。

  最后，就算当时完美地采纳了“梁陈方案”，北京的古建筑一样不会得到完整的保护。在那个革命激流勇进的时代（这是时代的产物，谁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规律而发展），象征封建与腐朽的古建筑，必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与保护热情：1958-1962年期间，北京古城内建立了很多工厂、小高炉和人民公社，以及宏大的国庆工程；在1966-1976年间，很多古建筑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但是北京城真正失去古都风貌，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出台，加速了北京的城市化，房地产行业疯狂发展，才导致了大量四合院和古建筑被毁。

  今天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古建筑等历史文物的价值，只是因为今天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当一个社会“太新”之时，总会让人喜欢和怀念一点“旧”，同时这个“旧”又被破坏的如此稀少了，所以它才显得弥足珍贵！否则......

  伟人知道古建筑。也不糊涂，就是要打破封建土围子。现在的广场不雄伟吗？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用成千上万的烈士，镇住故宫里的牛鬼蛇神。伟人的易经修养很高啊。

  我指出两个事实，第一世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首都保留城墙的，第二是每个县都有城墙，后来都拆掉了。没有争议。